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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文明的中国道路

来源:《求是》 发布日期:2019-11-06 08:28 浏览:

     黄河宁,天下平。“从某种意义上讲,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也是一部治国史。”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,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华民族的母亲河,考察黄河流域凯发娱乐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问题。

  千百年来,黄河既是中华文明的摇篮,也是一条灾难深重的大河,曾有“黄河三年两决口,百年一次大改道”的古语。

  然而,新中国成立至今,70年不决口,20年不断流,先后抵御12次大洪水,实现了黄河安澜。尤其是威震天下的黄河泥沙量,从新中国成立前最高每年流入16亿吨,锐减至目前每年2亿吨左右,已接近无人类活动干扰的原始农业时期。

  古老的黄河,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获得了新生,也成为7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写照。

  生态思想历史性飞跃

  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是人民幸福的重要标识。为人民谋幸福的中国共产党,始终重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。新中国成立初期,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,在大力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同时,也拉开了气壮山河的大规模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的序幕。

  1950年七八月间,淮河流域发生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涝灾害,造成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重大伤亡和重大损失,毛泽东闻讯后悲痛地流下了眼泪,号召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”。经过8年不懈治理,淮河防洪泄洪能力大大提高。此后,毛泽东又发出“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”的伟大号召,激励了数代中国人民治理江河的决心和雄心。

  看过《龙须沟》的人,都会对开头一段场景印象深刻:一场大雨过后,龙须沟附近各种垃圾和漂浮物直接涌进居民家中。一个三轮车夫家的小女孩妞子被龙须沟吞没……

  这正是旧社会龙须沟地区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。这里的人们不得不长期在蚊蝇遍地、污水横流的恶劣环境中艰难度日。新中国刚一成立,北京市政府就启动了龙须沟改造工程。仅用半年时间,清理了龙须沟内的污泥和垃圾,修建了排水暗沟和沥青道路,安装了自来水管和电灯,龙须沟的面貌焕然一新。

  据统计,1949年到1952年,全国修建排水管沟1037公里,清除垃圾约2000万吨。全国城乡的卫生面貌初步改观。

  为了改善新中国的生态环境,1955年,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“绿化祖国”的号召。曾经荒漠一片的河北塞罕坝就是在这样的号召下,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奋战,变成了美丽的绿色林海。

  面对大规模经济建设给生态环境带来的问题,周恩来提出,我们一定要重视环境保护问题,我们是工业化刚刚起步的一个国家,我们不能走工业发达国家的一些老路,避免出现西方一些工业发达国家环境污染的情况,如果做不到这一点,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怎么体现出来?还怎么能称得上是社会主义国家?

  塞罕坝位于河北省北部。由于历史上过度采伐,土地日渐贫瘠,北方的风沙可以肆无忌惮地刮入北京。1962年,塞罕坝机械林场建立。经过三代人艰苦奋斗,塞罕坝地区森林覆盖率从11.4%提高到80%。目前,这片超过百万亩的人造林每年向北京和天津供应1.37亿立方米的清洁水,同时释放约54.5万吨氧气。中国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获得2017年联合国环保最高荣誉“地球卫士奖”。图为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秋景。 视觉中国供图

  新中国的缔造者们治理江河、绿化祖国的生态理念和生态实践,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朴素的绿色情怀,其中许多战略和构想仍是今天建设美丽中国的努力目标。

  1972年6月,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。中国政府派出了一个规模很大的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。

  1973年8月,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召开,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(试行草案)》,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各级政府的职能范围,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环保工作的方针——“32字方针”,成为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里程碑。

  随着改革开放大潮兴起,工业生产和城市发展规模扩大,我国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,社会各界对环境问题愈发重视。40余年间,我国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政策和制度。

 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,注重法治化建设和组织机构建设,将环境保护上升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,奠定了我国环境保护法治化、制度化和体系化的基础。

  1978年,党中央、国务院作出了在我国西北、华北、东北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重点地区实施“三北防护林”体系建设工程的战略决策。“六五”期间,环境保护首次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。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,正式把环境保护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。1987年,我国发布首个五年环境规划——《“七五”时期国家环境保护计划》,从此环境保护成为国民经济与发展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 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,顺应历史潮流和人类社会发展趋势,明确提出:环境保护是关系我国长远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问题,必须把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一件大事来抓。党的十五大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写入党代会报告,明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。党的十六大把“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,生态环境得到改善,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,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,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、生活富裕、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”,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。我国环境保护事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。

 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,提出了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,全面、协调、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,指出要在“推进发展中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,统筹考虑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的需要”,“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”。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“建设生态文明”的重要命题,明确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原则、理念和目标,并将之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,强调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,建设生态文明,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、增长方式、消费模式。

  党的十八大以来,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,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中,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,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,强调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,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,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,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,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,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,坚持建设美丽中国全民行动,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,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。

 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涵丰富、系统完整,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、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、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。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,我国生态文明事业发展实现历史性、转折性、全局性变化,也使得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污染治理力度之大、制度出台频次之密、监管执法尺度之严、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,令世界惊叹。

  生态保护历史性跨越

  1972年,美国环保运动的先驱组织、著名的罗马俱乐部出版了《增长的极限》一书,给西方的传统发展模式敲响了警钟,并预言世界将面临生态崩溃的风险,掀起了世界性的环境保护热潮。

  40年后的2012年,《增长的极限》作者之一乔根·兰德斯,在持续跟踪研究的基础上,形成了罗马俱乐部最新权威报告——《2052: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》。报告延续其一贯的悲观主义判断,唯独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前景抱以乐观期待。

  兰德斯给出的一条重要理由是,对中国政府生态治理和宏观调控能力充满信心,“资本主义的短视,已经无法做出保障长期利益的明智决策,而中国多年来实行的五年规划以及绿色转型能够以系统性的方式,将中国建设成为符合其长期目标的国家”。

  这是国际生态研究学术界基于新中国70年持续不断的积极生态实践作出的判断,也是人类受困于西方生态治理模式而作出的反思和期待。这种期待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。

 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、依靠法治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:“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、最严密的法治,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。”

  70年来,我国不断深化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,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。

  从法治层面看,早在1978年,我国就将“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、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”载入宪法。全国人大常委会1989年审议通过了《环境保护法》,1995年审议通过了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,1996年修订了《水污染防治法》,1999年修订了《海洋环境保护法》,2000年修订了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,2018年通过了《土壤污染防治法》,基本形成了以环境保护法为龙头,覆盖大气、水、土壤、自然生态等主要环境要素的法律法规体系。2014年《环境保护法》重新修订,引入了按日连续罚款、查封扣押、限产停产、行政拘留、公益诉讼等措施,被认为是“史上最严”的环境保护法。

 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,“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,加快制度创新,强化制度执行,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。”“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,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,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。”

  从制度层面看,党中央颁布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方面的制度性规范性文件,提出要建设资源节约型、环境友好型社会,大力发展循环经济,加大自然生态和环境保护力度,强化资源管理,建立了节能降耗、污染减排的统计监测及考核体系和相关制度。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,生态文明写入党章、写入宪法,生态保护红线列入环境保护法,生态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,相继出台《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》、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》等,制定了40多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改革方案,从总体目标、基本理念、主要原则、重点任务、制度保障等方面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全面系统部署安排。

 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、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、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等制度出台实施,主体功能区制度逐步健全,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、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管理、排污许可、河(湖)长制、禁止洋垃圾入境等环境治理制度加快推进,绿色金融改革、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、环境保护税开征、生态保护补偿等环境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进展顺利。

  2005年,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首次提出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科学论断。近年来,杭州市推进改善生态环境、优化空间布局、发展生态经济、培育生态文化、健全生态制度各项工作,将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转化为生动的现实。2005年5月1日,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正式开园。西溪湿地成为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典范和样板,不但引领了中国湿地保护的潮流,还成为“美丽中国”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实践基地。 图为西溪湿地 视觉中国供图

  最严格的生态环保制度实施以来,制度执行的力度不断加大。中央实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,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和制度安排。

  从2015年底试点到2018年,第一轮督察累计解决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15万多个,解决了比较大的生态环境问题2100多个。2018年中央环保督察组对20个省(区)开展“回头看”。问责风暴席卷全国,问责1万余人。2019年,第二轮督察再次开展。

  触目惊心的祁连山生态破坏案例就是在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发现的。

  祁连山曾经自然生态系统多样,野生生物资源丰富。然而,多年来先后经历了森林采伐、矿山探采、小水电开发、旅游设施建设等大规模开发,以致不同程度出现气候干旱、雪线上升、草原退化等现象,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。

  2017年7月,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受到中央通报批评,“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坚决不彻底”,“在立法层面为破坏生态行为‘放水’”,“不作为、乱作为,监管层层失守”,“不担当、不碰硬,整改落实不力”……措辞严厉,一针见血,百名领导干部被严肃问责。这一案例的极大震慑作用在新中国生态环保史上是空前的。祁连山加强整改,到2019年初,保护区内144宗矿业权分类退出,水电站生态流量得到落实,林草“一地两证”问题全面解决,祁连山生态环境整治效果初现。

  生态治理历史性转折

  “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,是我们党向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。不能一边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,一边生态环境质量仍然很差,这样人民不会认可,也经不起历史检验。”2018年5月18日,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,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全国人民,“不管有多么艰难,都不可犹豫、不能退缩,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、背水一战的勇气、攻城拔寨的拼劲,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。”

  新中国成立以来,尤其是改革开放后,中国工业化、城镇化进程突飞猛进,但在具体实践中,不少地区因为没有处理好经济建设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,一度走过“先污染、后治理”、“边污染、边治理”的弯路,经济增长方式过于粗放,能源资源消耗过快,资源支撑不住,环境容纳不下,社会承受不起,发展难以为继。

  习近平总书记发出警示,“如果仍是粗放发展,即使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,那污染又会是一种什么情况?届时资源环境恐怕完全承载不了。经济上去了,老百姓的幸福感大打折扣,甚至强烈的不满情绪上来了,那是什么形势?所以,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、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。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。”

  2018年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《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》,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作出了全面部署。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号角强劲吹响,水、大气、土壤等各方面各领域的污染防治行动全面铺开。

  水污染防治稳步推进,防治力度不断加大。国家陆续颁布了《水污染防治法》、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、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等一系列法规和标准,发布《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(简称“水十条”),出台《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(2016—2020年)》……水陆统筹、河海兼顾,系统推进水污染防治、水生态保护和水资源管理。

  大气污染防治提速发力,蓝天保卫战成效显著。力挽狂澜式的大气污染防治故事,人们有目共睹。针对我国出现的长时间大范围重污染天气,2013年国务院出台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(简称“大气十条”),提出大气污染防治的总体要求、奋斗目标和政策举措;2018年接续制定发布了《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》;成立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领导小组,建立了汾渭平原、长三角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。通过这些工作机制,迅速确定了顶层设计和治理格局。通过产业结构、能源结构、运输结构、用地结构的调整优化,大气污染治理取得了明显的效果。

  土壤污染防治逐步开展,净土保卫战稳步推进。70年来,我国已多次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、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等。2016年国务院印发《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(简称“土十条”),成为我国土壤污染治理的首个纲领性文件。之后,又陆续出台了《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(试行)》、《农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(试行)》、《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(试行)》等政策措施。《土壤污染防治法》推进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设,实施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应用试点项目,让土壤污染治理有了明确的法律保障。我国已初步形成由《土壤环境质量标准》、《食用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评价标准》等组成的土壤污染防治技术标准框架。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和标准的制定,让土壤污染防治进入兼顾保障土壤质量和控制环境风险的新阶段。

  凉水河,曾是北京南城最大的污水排放地,因有污水直排河流受到污染,被市民称为“臭水河”。2013年,凉水河综合治理正式启动,经过黑臭水体治理、留白增绿,污染多年的凉水河正在复苏:水变清了,河岸变美了,一条条滨河步道、一座座滨河公园,给周边群众满满的获得感。上图:治理后的凉水河(刘新武/摄);下图:治理前的凉水河(新华社资料照片)。

  70年来,我国污染防治措施持续加强,投入呈现跨越式增长。上世纪80年代初期,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每年为25亿—30亿元,到80年代末期年度投资总额超过100亿元,“九五”期末投资总额达到1010亿元,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突破1%。2017年,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为9539亿元,比2001年增长7.2倍,年均增长14.0%。

 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,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气候经济学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弗兰克·乔佐在英国《卫报》撰文称,“十几年前,拿中国碳排放增加说事还相当流行,但是现在中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太大的变化,在很多方面,中国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已经超过远远落后的澳大利亚和美国。”

  生态成就历史性变革

  70年来,我国坚持生态保护与污染治理并重,实施了天然林保护、退耕还林还草等一系列重大生态保护工程,推动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,划定生态保护红线。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,创新开展了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性生态保护修复,开展了国土绿化行动,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,显著提升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质量。我国生态状况实现了由局部改善到总体改善的历史性转折,中华家园日益美丽动人,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显著增强。

  长江是湖北省经济发展的“黄金主轴”。目前,湖北省正以系统性举措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修复,实施长江防护林建设、水土流失治理、河湖湿地保护等一批生态重点工程,优化长江生态环境,持续改善长江水质,积极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路径,着力打造一条全新的绿色生态廊道,筑牢长江中游重要“生态屏障”。图为无人机拍摄的湖北省武汉市东湖绿道。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/摄

  在森林覆盖率上,已经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仅约8%提高到目前的22.96%,森林蓄积量达到175.6亿立方米,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;自然湿地保护率提高到49.03%,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誉;全国沙化土地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3436平方公里,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980平方公里,成为全球防治荒漠化成效最显著的国家。2019年2月11日,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的卫星数据显示,中国新增植被覆盖面积约占全球新增总量的25%,居全球首位。

  在水体治理上,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不断提升,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持续下降,大江大河干流水质稳步改善。2018年,全国地表水1935个水质断面(点位)中,Ⅰ—Ⅲ类比例为71.0%,比2016年上升3.2个百分点;劣Ⅴ类比例为6.7%,比2016年下降1.9个百分点;全国近岸海域417个海水水质监测点中,达到国家一、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的监测点占74.6%,比2016年上升1.2个百分点。

  在污染防治上,污染防治方式不断创新,领域不断拓展,力度不断加大。2005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比2000年增长27.8%达到高点,但2010年迅速得以扭转,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比2005年分别下降14.3%和12.5%,超额完成“十一五”规划目标。2015年,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又分别比2010年下降18.0%和12.9%,均超额完成排放总量控制目标。2018年,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分别比2017年继续下降6.7%和3.1%……通过大力推进工程减排、结构减排和管理减排三大措施,污染物减排工作取得显著成效。

  在大气治理上,从2013年“大气十条”实施到2018年,仅仅6年时间,第一批开展PM2.5监测的74个重点城市,PM2.5平均浓度下降了41.7%。近两三年尤其明显,2017年同比下降20.5%,2018年同比下降12.1%,2019年1—8月份同比下降14.3%。2018年,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79.3%。北京自从2013年9月出台《北京市2013—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》之后,正式向雾霾宣战。经过一系列治理,到2018年,PM2.5年平均浓度为51微克/立方米,较2013年下降42.7%。

 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1952年伦敦雾霾事件后,英国政府付出了30年左右的时间,才摘掉了伦敦“雾都”的帽子;1943年美国洛杉矶雾霾大爆发,直到64年后的2007年洛杉矶空气才达到清洁标准;上世纪60年代因“四日市公害”事件日本开始治理空气中的硫氧化物,从1975年的50微克/立方米减少到2010年的21微克/立方米,前后用了35年时间……

  无论是与自己比,还是与其他国家比,党的十八大以来,中国对生态治理的重视程度之高、治理力度之大、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,都很难找到先例。

  中国绿色发展的道路吸引着世界目光,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。2013年,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27次理事会将来自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写入决议案。3年后,专门发布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: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》报告,充分认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成就和世界意义。

  2015年11月,习近平主席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大会,发表题为《携手构建合作共赢、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》的重要演讲,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智慧和担当。12月,里程碑式的《巴黎协定》经过艰难博弈后正式签署。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这样评价:中国在推动《巴黎协定》达成上作出了历史性的突出贡献。中国一如既往地做应对气候变化、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“行动派”,用知难而进、率先垂范的担当,传播中国理念,引领前行方向。

  回首往昔,新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、从弱到强,成就何其辉煌。展望未来,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征程何等壮丽。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,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,中国的生态文明之路必定会越走越坚实,越走越宽广。一幅绿水青山、鸟语花香的美丽中国新画卷,正在全面铺开。


(来源:《求是》)